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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收入群體疲于應付生活壓力 透支半生財富
來源:互聯網 錄入者:jack 發布時間:2010-09-09

中等收入群體疲于應付生活壓力 透支半生財富

漫畫:中產階層。羅琪繪(人民圖片)

  “房奴”、“車奴”、“卡奴”、“孩奴”……沉重的生活壓力讓中間階層疲于應付,透支著他們半生財富

  保民生、促和諧,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“橄欖型”分配格局。作為中間階層,中等收入群體本應是社會的穩定器。然而,畸高的房價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財富,再加上“短腿”的社保、高強度的工作、子女教育、戶籍門檻……國內的所謂“中產”背負著種種生活壓力。“房奴”、“車奴”、“卡奴”、“孩奴”……浸透著“中產”的苦惱與無奈,也使建立“橄欖型”社會顯得長路漫漫。

近日,記者走進這一群體,觸摸到部分“中產者”的真實生活狀況。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們的心聲。——編者

  房子是一座山

  買了房子,工資的一半交了房貸,新買的轎車也不能開了。原本還算輕松的生活,完全變了模樣。

  ●北京某風投公司項目經理 周猛

  4月,北京某風險投資公司項目經理周猛實在受不了高房價的刺激,狠下心,花150萬元在雙橋附近買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。

  房子是1997年建的,外墻灰暗,陳舊不堪;小區不大,在密集的樓群中很不顯眼,甚至連像樣的保安也沒有。周猛顧不上這些,匆匆簽下了合同。中介公司業務員在旁邊提醒:現在房子一天一個價,現在不買,明天就漲!

  為了這套房子,周猛不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積蓄,還向親朋好友借了20萬元,從銀行貸了100萬元,“盡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貸款,但好歹算有個家了。”

  33歲的周猛畢業于南方某財經大學經濟系,1999年回老家山東,在一家老國企當會計。當時的工作安逸、清閑,還結識了同做會計的女友。

  清閑之下,周猛卻有著一顆“不平靜”的心。面對每月1000多元的工資,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:就這樣“混”下去,實在有所不甘。2003年,他離開這家企業,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碩士,兩年后進入北京某風險投資公司,開始了新生活。

  談判、評估、規劃……憑自己在國企4年積累的經驗和勤奮努力,他很快成為公司骨干,業績不斷提升,收入水平也上了新臺階。

  然而,住在北京,房子是壓在周猛肩頭一座無法躲避的“大山”。

  周猛說,剛到北京,對房子并不關心:女友還在山東,結婚未提上日程;公司樓上有公寓可住,每月只交少量房租,方便又省錢……他把全部心思撲在工作上,手里的余錢也大都投向了股市:“錢生錢總比買房子好吧!”

  后來,北京房價開漲,周猛有些猶豫,開始在單位周邊看房。一套套新房固然讓人眼饞,可相比手里的積蓄,每平方米動輒過萬元的房價還是嚇人。他只得把買房的念頭暫且擱置:“那時想,只要房價能穩住,用不了幾年,就能攢足大半房款,房貸的壓力會小得多。”

 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,樓市受到沖擊,公司也受到影響。周猛清閑了些,趁機結了婚,他將妻子接到北京,在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做助理,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。沒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,北京樓市突然逆轉,房子一天一個價,到今年初,五環內房子的均價一舉躍上了3萬元/平方米!

  周猛急了!

  結婚后,雙方父母急著抱孫子。沒有自己的房子,根本不行!妻子剛到北京時,由于是外地戶口,又沒房子,一次出門竟被警察攔住,要看暫住證!周猛實在受不了這種“待見”。他橫下一條心,堅決要買房!房價連漲,手里余錢不多,股市里的錢還未解套。新房子肯定買不起了,就買二手房;大戶型買不起了,就買小戶型!

  買了房,布置新家,原本還算輕松的生活,完全變了模樣:工資的一半交了房貸;由于離公司遠、道路堵,一年前新買的“伊蘭特”轎車不能開了,只能擠地鐵——當然,這也能節省不少開銷。

  買了房,暫時解決了居住問題,可新問題接踵而至:房子太小,將來生了孩子,保姆住哪兒?妻子是外地戶口,生了孩子怎么落戶?到哪里上學?這些事總是困擾著他。周猛想不通:從1999年參加工作,10多年過去了,“工資是10年前的近10倍,可生活為啥總是很緊張?”

  周猛說,剛買的房子肯定是過渡,將來還得換大房子。為了大房子,就得拼命攢錢!他對國家這一輪樓市調控期望很大:也許過兩年,房價真能降下來,那時,把現在的房子賣掉,真正買一套心儀的大房子,再把父母接過來,共享天倫之樂,“這樣的日子能盼來嗎?”

  “鐘擺”式的日子

  185公里的距離,把家庭分成了兩半。坐地鐵、乘高鐵、換出租……回一次家,要折騰4個小時。

  ●上海某證券公司客戶部主管 程躍強

  每個周五,江蘇常州火車站都是最擁擠的一天。

  9月3日,又是周五。晚上19時20分,從上海開往常州的G7204次高鐵準時進站,家住常州新區的上海某證券公司客戶主管程躍強第一個走下火車:明天是女兒10歲生日,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。

  對38歲的躍強來說,雖然高鐵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離,但從離開自己在浦東的辦公室,到最終回到常州的家,需要坐地鐵、乘高鐵、換出租……這至少也得折騰4個小時,“回趟家,并不易。”

  2002年,躍強離開常州的家,進入位于上海浦東的這家證券公司。8年來,上海—常州,185公里的距離,將他和家庭分成了兩半。他就像一個鐘擺,在兩地之間來回擺動。

  “到上海工作,當初只想換個環境。”躍強說,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,正好上海這家證券公司到常州招人,他沒多想就報了名,結果被順利錄用了。雖然常州離上海不遠,但終歸是兩地分居。

  到上海時,女兒剛兩歲。轉眼8年過去,卻從未給女兒按時過一個生日、從未到學校參加一次家長會,躍強十分愧疚。

  為了女兒,躍強也考慮把家搬到上海,“可這件事實在太復雜了!”

  先看房子。到上海之初,躍強并沒想過買房:由于上班較早,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,上海房價也不高,買房子并不緊迫。可現在,想在上海買房,房價早就高得讓人扛不住:內環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過五六萬元,郊環的房子也超過了2萬元,“拿常州的兩套房,也換不來上海的一套房。”

  再看工作。妻子是常州新區公務員,單位的骨干,如果到上海不能調進相應的機關,以前的工作積累就沒了用處,是不是有些不劃算?

  說到“中產”,躍強說,8年來,他從一名基層的客戶經理晉升為客戶部主管,年收入也從最初的四五萬元上升到近30萬元,再加上家里的兩套房,單看收入,也許已經“中產”了。可這8年,除了周末回家,自己一直住在浦東一套出租房里,那只能算是一個“窩”。“如果一名‘中產’5/7時間是在‘窩’里度過,這樣的‘中產’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,真不好說呢!”

  躍強說:“我有許多上海朋友,可據我觀察,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,特別是這兩年才上班的年輕人,單靠自己的財富積累,根本無法應對這個房價高漲的世界!”

  他介紹,如今家住常州、無錫等蘇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。每到周末,上海火車站總是黑壓壓一片,都是急著回家的人。雖然“聚少離多的日子”很辛苦,可如果重新選擇,大多數人還是愿意選擇上海,因為“人往高處走”。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,但一眼就能看透未來,沒什么“奔頭”;上海壓力大,但機會也多。“生活就是這樣,有得就有失”。

  最讓躍強放不下的,還是女兒。他告訴記者,已經下定決心,這兩年一定要將全家搬到上海,盡快結束這種“鐘擺”式的生活,因為“初中還算義務教育,像我這種沒有上海戶口的人,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還行。而高中就不是義務教育了,到時再接女兒到上海上學,不容易了!”

被透支的青春

  一年中“2個月住在飛機上,6個月住在賓館里”。緊鑼密鼓的“空中飛人”節奏,無休止的加班,讓人疲憊不堪。

  ●律師 王艷

  王艷又要出差了。周末答應女兒一起爬香山的計劃又泡了湯。

作為北京某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律師,王艷承擔著跨境訴訟等涉外商業糾紛業務,她戲稱:“一年中有2個月住在飛機上,6個月住在賓館里,在家里的時間不超過4個月。”

  王艷大學畢業后赴美國留學,獲法學博士學位,曾在華盛頓一家專門從事訴訟業務的事務所工作。2007年,同樣留學美國的丈夫決定回國創業,于是舉家返京。隨后,王艷加盟這家律師事務所,從一名“美國律師”變為一名“中國律師”。

  良好的教育背景、體面的工作、不菲的收入……王艷儼然是標準的“中產”。可是,面對記者的提問,她忍不住笑了:

  “我是中產?中產至少應該有一定的資產吧,可我現在連房子都沒有,談什么中產?”

  王艷全家住在中關村,是一套租來的公寓:“只能算個居所,不是個家。”

  她承認收入不低,卻也暫時無力買房:丈夫學生物學出身,想在國內建一家制藥企業,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門、投資公司和關系單位之間,“只有投入,沒有產出”;兩個孩子一個上小學、一個上幼兒園,由于生在美國,算是“外國人”,上學需要一筆巨大的贊助費;為照顧家庭,又把父母接來。靠自己一個人的收入負擔這么一大家子,難啊!

  王艷說:“家庭的壓力還能扛,工作上的壓力扛起來就不那么簡單了!”

  由于承擔涉外訴訟,僅近幾個月,她就連續去過紐約、悉尼、倫敦、法蘭克福、迪拜等10多個國外城市,在不同國家的法庭上慷慨陳詞,為客戶爭取權益。而在國內,早上飛上海,晚上回北京,更是家常便飯。

  除了緊鑼密鼓的“空中飛人”節奏,事務所內的人際關系、業績、競爭……更成為無法釋懷的“苦經”。

  律師的工作相對獨立,每個人都是獨當一面,彼此之間沒有太多交流。“每天傍晚,當我走出辦公室,隨著擁擠的人群穿過長安街、擠進國貿地鐵站時,總是感到無比孤單。國貿周圍燈紅酒綠,可都與我無關。”

  王艷在美國生活過10年,又頻頻在國內外大城市出差,每日都是埋頭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,對于除此之外的世界,自認知之甚少。一次在北京聚會,同學好友議論著PRADA、GUCCI等頂級品牌。她疑惑地問:GUCCI是什么?是一個眼鏡品牌嗎?因為她只見過GUCCI的眼鏡。好友大笑。王艷告訴記者,這是真事。

  談起國內和國外的生活區別,王艷認為,中國是人情社會,國外的制度觀念更強。比如,國內普遍加班,而在美國通常到點就走;國內律師的應酬特別多,訴訟雙方都愿意請你吃飯,有些訴訟明明和自己無關,客戶也要跟你交朋友,“這耗費了我太多精力。”

  王艷說:“在美國,人人都怕失業,因為只要有了工作,就會有牢靠的保障;而在中國,沒工作肯定不行,有了工作,可又害怕工作。因為只要走進辦公室,就意味著激烈的競爭、無休止的加班,一旦沒了‘業績’,就根本沒有前途。”

  連年的辛苦讓王艷疲憊不堪。一次參加聚會,一位年長的大姐說自己的兒子即將出國留學,并突然反問: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學?這讓王艷哭笑不得,也讓她體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。

  王艷說,美國肯定不回了。現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項目能成功,早出效益。可她也知道,培育一家企業困難重重,即便真能成功,制藥企業的盈利周期也很長。眼下的“苦日子”,還不知道要熬多久。

  提前遭遇“中年危機”

  自己創辦的小企業還是“社會關懷”盲區,維持下去,已經不易;想上水平,談何容易!一次投資不準,就賠上了幾年的利潤。

  ●私營業主 沈放

  “這就是我奮斗7年的收獲之一。”近日,在北京馬駒橋附近一家倉庫,某文化信息傳播公司總經理沈放盯著一堆堆嶄新的書籍,自嘲般地對記者說。

  畢業于中文系的沈放有個夢想:自己辦一家文化創意公司。7年前,他離開工作5年的政府公務員崗位,走上了艱苦的創業路。

  7年來,沈放聯絡了一大批青年作家,策劃文學選題,聯系出版社……作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,沈放掙的是辛苦錢,不少利潤都以圖書的形式兌付。他在馬駒橋租了個倉庫,把賣不出去的圖書存在這里。幾年下來,已經堆積如山。

  沈放說,做企業,難!難在不確定因素太多。創業之初,他在亞運村附近買了套公寓,改造成辦公場所。這兩年,業務量增加,又在附近租了一間寫字樓,今年起,原本16萬元的年租金,猛漲到26萬元。不僅如此,用工成本也大增,公司30多位員工,每月僅工資支出就有20多萬元。

  社會風險大,經營風險更大。2008年,沈放試圖涉足動漫領域,實行多元化發展。他籌資上百萬元引進美國某系列動漫片,準備推廣到電視臺。由于是陌生的產品,難以找到突破口,項目毫無進展,投資打了水漂兒,“幾年的利潤賠了大半”。

  經過7年打拼,36歲的沈放自稱提前遭遇“中年危機”:企業初具規模,維持下去,已經不易,想上水平、求突破,談何容易!這些年,妻子和自己并肩奮斗。如今,妻子身懷六甲,身邊沒了幫手,沈放覺得擔子更重。

  文化創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。經營的好壞,不僅取決于自己的努力,更要有把握復雜關系的能力。7年來,沈放眼看著多家和自己同時起步的公司關閉、轉行,甚至一些規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資失誤陷入困境。“有2008年那次的教訓,每做一個新項目,總是戰戰兢兢。”

  如今,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簡單的兩居室里,每天擠地鐵到公司上班。他說,作為一家小企業的老板,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擔:動輒數百萬元的房子,上萬元的醫療費用,就連上幼兒園也要交上幾萬元……賺來的辛苦錢在這些巨額花費面前簡直是不堪一擊。

  談及未來,沈放說:“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”他覺得,像他這樣“撐不死、餓不著”的小業主,還是“社會關懷”的盲區。希望國家能對小企業投入更多關注,比如,在資金上扶一把,在稅收政策上優惠一些,因為這類企業也擔負了很大的社會責任,“單我就招聘了30多名員工,這也算對就業有所貢獻吧?”

  沈放告訴記者,七八年下來,原先政府機關的同事多已晉升為副處級以上,房子也調了幾次,“他們有著牢靠的福利待遇,甚至單位還給職工的孩子開辦了幼兒園。對生活的擔心,他們肯定比我少。”(本文中的采訪對象均用化名)

  市場漫步

  不該褪色的光環

  看起來很光鮮的“中產”,表面的高薪與實際生活負擔并不成比例,現實的高額支出以及對未來預期的種種不確定性,讓他們的幸福指數打了折扣

  近來,“中產”成為描述中國經濟生活的熱詞。亞洲銀行近日發布報告稱,就絕對數量而言,中國的中產階層為8.17億人,超過人口總數的60%。這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。

  根據亞行報告,中產階層是指日均消費2美元—20美元的人群。然而,且不說日均消費2美元的標準太低;就是日均消費20美元,這樣的“中產”,也未必有足夠底氣。

  按一般共識,“中產”應該有車有房。由于高房價面前貸款難以避免,一旦買房,多數“中產”都變得很脆弱。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7月聯合發布的報告抬高了“中產”門檻,將北京中產家庭平均月收入定為10007.96元。即便如此,“中產”生活也不輕松。假設一戶“中產”家庭買房后每年還房貸5萬元,汽車消費支出2萬元,水電、通訊等消費1萬元,其他生活費2萬元,如此下來,手里的閑錢也不過兩三萬元。一旦子女教育、醫療、就業、失業保障等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,“中產”生活都會瞬間破滅。

  實際上,外表光鮮的“中產”,表面的高薪與實際的生活負擔并不成比例,不斷上漲的房價及各種生活費用、超負荷的工作強度,以及對現實和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,讓他們的幸福快樂打了折扣。

  作為中產階層的主要來源,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,白領還是一個令年輕人向往的職業,意味著出入于都市的高檔寫字樓、格子工作間,是份體面、眾人稱羨的工作。而現在,白領的自豪感已經消失,曾經的光環悄然褪色,中青年白領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,身心疲累。

  從發達國家看,“中產”是社會穩定的中堅。中間階層的壯大,也是我國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然要求。然而,過重負擔之下,越來越多的國內“中產”非但沒有成為社會的中堅層,反而成為社會的夾心層。有研究發現,由于遭遇很大壓力,這些年,已有大約5%的“中產”掉進了社會收入的“底層”,建設“兩頭小、中間大”的“橄欖型”社會,任務更加艱巨。這種“反向流動”值得高度關注。

  尷尬的社會現實,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保護網的缺陷。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勞動獲得財富,而現實中,由于資本所得擠占了勞動所得,不僅意味著低收入人群難以向“中產”流動,“中產”人群要維護其生活水準也很難。一套住房消滅一個“中產”,就是這種困境的典型體現。

  培育壯大中產階層是向“橄欖型”社會轉型的關鍵。這需要我們在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工資穩定增長機制的同時,加大住房、教育、就業、戶籍和養老保險制度等方面的改革,搭建牢靠的社保網,減輕“中產”壓力,增強生活底氣。同時,創造更多條件,掃清制度障礙,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動的“梯子”,讓中間階層的發育、壯大有穩固的來源和保障。北岸

  什么是中產

  所謂中產,通常是指中間階層,英文為middle class。這個群體大多從事腦力勞動,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,一般受過良好教育,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;有一定的閑暇,追求生活質量。

  中產并不單純是財富概念,還包括心態、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內容。當今世界,對中產劃分并無統一標準。韓國人均年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都可算是中產。美國將年收入3萬到20萬美元的人群定義為中產,這一階層占美國人口總數的80%左右,其中包括不少“藍領”。

  近日,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《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》認為,我國中產主要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的中層領導干部,中小私營企業主,企業部門經理人員,教師、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以及部分個體工商戶。

  根據這份報告,目前北京中產家庭平均月收入為10007.96元,所占比例已超過40%,約540萬人,高于23%左右的全國平均水平。在這其中,約有30%處于中上層,有70%處于中下層,面臨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。(茂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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